最后一击

然而,命运之黑翼却将悄然落下。

就在党人遇赦的这一年十二月,汉桓帝于洛阳北宫驾崩,不久,前途大好的武荣亦突然去世。武荣碑(图21)记载,武荣“遭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感哀悲,加遇害气,遭疾陨灵”[57],从字面上看,武荣是因为桓帝去世,过分悲伤,染病而亡。

但武荣之死实有颇多疑点。武梁、武开明、武斑碑中,对碑主的逝世年月日皆记载详细,唯有武荣碑在如此重要的讯息上语焉不详,不禁让人怀疑,难道武荣的卒日有何难言之处吗?

又武荣生前最后的职守是屯守玄武,但这并不是执金吾丞的职责所在。事实上,洛阳南北宫各宫门皆专设司马,玄武门为洛阳南宫之北门,玄武司马守之,秩比千石。当然执金吾屯玄武门,并非毫无先例,如汉明帝时,冯鲂为执金吾,在明帝巡幸诸国时,“敕鲂车驾发后,将缇骑宿玄武门复道上,领南宫吏士”[58]。但是,以当时形势看,汉桓帝崩于北宫,时皇后窦氏与其父窦武定策,以解渎亭侯刘宏入继大统。刘宏从冀州赴洛阳,抵达洛阳北面之夏门,窦武率百官迎之,从夏门入洛阳北宫,遂即位,为汉灵帝。可见,桓、灵之际的权力中心在洛阳北宫,南宫之玄武门在此时并非紧要之地,在明明有玄武司马屯卫的情况下,为何又安排执金吾丞驻守呢?就算武荣确实屯守玄武门,在他的生命中,这也只是一项临时工作而已,惜字如金的碑文特意提及,有何深意呢?

另外,武荣碑之碑文只占据了碑面的一半(图22),似乎本当有余文。较之武斑碑,碑文最后有尚书丞、成武令、丰令、陈留府丞、防东长等署名,这些应该是与武斑同岁郎署的同僚旧友。武荣宦途更久,同僚者更多,按理说也会在碑文中有所体现,但实际上,武荣碑未有只字提及同僚,宁愿让碑面后半段空空如也。种种疑点,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武荣碑对武荣死亡的记载可能隐瞒了大量信息,而真相远比那寥寥数语更复杂,更触目惊心。

图21 武荣碑 汉代 济宁市博物馆藏

让我们回到永康元年(167)汉桓帝驾崩的时刻,来看看这之后的一系列风起云涌,我们才能理解,武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可能有怎样的经历。

图22 武荣碑(局部) 汉代 济宁市博物馆藏

汉桓帝享年三十六岁,遗憾的是,他未留下子嗣,那么,曾经若干次上演的那一幕又一次上演了,窦皇后和皇后之父窦武要在外藩宗室中选择一人继承皇位。窦武在权力面前未能免俗,他没有为王朝选择一位年富力强的长君,而是将十二岁的刘宏推上皇位。

又一次,主上幼弱,又一次,身为外戚的窦氏把控朝政,窦武被加封为大将军,窦氏一族也纷纷加官晋爵。我们注意到窦武的侄子窦绍迁步兵校尉,掌管北营五军之一军,另一个侄子窦靖监羽林左骑,而步兵校尉和羽林左骑都属于皇宫宿卫军官。

东汉的皇宫宿卫体系由四个层次组成:城门校尉、北军中候监领下的北军五校尉和执金吾负责皇宫外围;卫尉负责皇宫宫城;光禄勋负责省外宫殿,虎贲、羽林中郎将属焉;文属少府的宦官负责省中。它们彼此独立,互相牵制又互相协作,构成东汉皇宫严密的多层宿卫体系。[59]当外戚专权时,他们常以自己的子弟亲信出任宿卫军官,这样才能将帝国中枢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如梁冀时,“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60],故窦武此举,不过是依葫芦画瓢罢了。由于执金吾在宿卫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推测,此时,执金吾一职很可能也由窦氏亲信担任。[61]那么,作为执金吾的属官,武荣的命运也将被绑在窦氏的战车上。

不过,与以往嚣张跋扈的外戚相比,窦武实在要好得多,他“少以经行著称”,又多交结清流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62],党锢祸起时,又上书切谏,为党人申冤,故被当时士人尊为“三君”之一。窦武秉政,似乎开启了一个士人的黄金时代,被罢黜禁锢的名士纷纷起复,齐集朝廷,以致“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63]。因此,武荣对于窦武,应当也是心悦诚服,欲竭力以报效。

似乎,士人翘首以盼许久的道德理想国即将重建了:正人执政,清流在朝,唯有前朝宦官尚为余孽,只要将其翦诛,如同挖去王朝的毒痈,大汉便可迎来清明之世。

于是,窦武和太傅陈蕃密谋诛废宦官。但此议遭到窦太后的反对,身居内宫的她认为宦官不可尽除,诛杀其有罪者即可。一来二去,窦武并未当机立断,而窦武打算尽诛宦官的奏章却落到了长乐五官史朱瑀的手中。朱瑀览之痛骂,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64],于是连夜召集长乐从官史等十七人歃血为盟,决意诛杀窦武。很快,宦官们团结起来,挟皇帝,劫太后,夺玺书,矫诏收捕窦武。

当诏书传来的那一刻,窦武知道自己的犹豫已铸成大错,愤怒的宦官以惊人的效率绑架了最高权力,现在以皇帝的名义逼他就范。而一旦宦官再度得势,士人努力构建的政治局面将土崩瓦解。于是,窦武不肯接受诏书,决定铤而走险。

眼下,宫门已闭,身为大将军的窦武无法调动宫内宿卫,故只能寄希望于宫外的军队。他飞驰入其侄窦绍所掌管的步兵营,然后召会北军五校将士数千人屯都亭下。执金吾所部驻于宫外,且若执金吾是窦氏亲信的话,那么,他及其属官亦当在召会之列。同时,宫中的宦官也在进行紧急军事部署,夜漏将尽时,黄门令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北宫南面的朱雀掖门,与恰好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的军队会合,天亮时分,军队集结于阙下,与窦武对阵。

图23 东汉洛阳南、北宫平面复原示意图 采自钱国祥:《东汉洛阳都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华夏考古》2022年第3期,图2。

在此,历史又发生一场巧合。就在九年前,汉桓帝欲诛杀外戚梁冀时,也是令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其兵力构成与王甫所率几乎一致。殆因这几支军队皆驻守宫内,易为宦官所控。于是,王甫与窦武的对抗,就是宫内外宿卫力量的一次大比拼。

就在这剑拔弩张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玄武门的位置突然变得极为重要。

洛阳的宫殿有南宫与北宫,当时皇帝和太后皆在北宫,故北宫应当防守森严。而王甫及张奂军集于北宫南面朱雀掖门之阙下,与窦武对阵,那么窦武军当驻于南北宫之间。两宫有复道相连,“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65],而复道另一头正接着南宫北面之玄武门(图23)。南宫因久无帝王居住,守备稍弱。窦武若以一军攻入玄武门,便可经由复道直接进入北宫。宦官一方早已发现这个薄弱之处,故在连夜部署之时,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但对于窦武来说,分兵力拿下玄武门,仍然是当时的一个最优选择。如果我们大胆猜测的话,执金吾丞武荣若是还活着,他很可能承担了这一重任。那么,武荣碑文中强调的“屯守玄武”,不单单是汉桓帝国丧时之事,它也可能暗示了这个生死一线的时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生死一线的时刻:当武荣率领手下的缇骑来到玄武门下时,那铁壁铜墙令他深吸一口气。紧闭的城门显示出一种凛然在上的威严,睥睨着脚下这支小小的队伍。武荣握紧了长戟,一时间,他想到了乃伯乃父祠堂壁上的荆轲,一股热忱而强烈的力量在他身体中涌动,一生壮志在那时化为一声怒吼,仿佛荆轲掷出的匕首,撞击上城门,铿锵作响。

但是,当我们回到窦武与王甫对阵之地,形势却在急剧逆转。当那八尺之节招摇在对方阵前时,窦武方的人心开始涣散。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66],就是这小小的节,象征着君威的至高无上,不管它被秉持在谁的手里。持节的王甫方立刻占了上风,并且王甫趁机令其士兵高呼:“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67]那些曾被窦武激励起来的士兵在权衡之后,纷纷选择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投向对方阵营。窦武、窦绍见大势已去,策马奔走,却被士卒重重包围,长叹之下,挥刀自杀。

时年七十多岁的陈蕃听闻此难,率官属诸生八十余人,飞蛾扑火似地拔刃突入承明门,振臂高喊:“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68]古稀老人的正气凛然,竟然令王甫兵不敢靠近,最后王甫不得不增加兵力,围之数十重,方将其擒下。陈蕃当日遇害。

这个东汉王朝最黑暗血腥的日子,是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九月壬子。武荣也许就是在这一天,殒命于玄武门下,碑文悄悄以“屯守玄武”来标记武荣战死之地。也是在这一天,东汉王朝最后的理想主义被摧折殆尽,栋梁倾颓,瓦砾遍地。从此,这个日子成为忌讳,即使在记载武荣一生事迹的石碑上,它也无法被诉说出来。

接下来,一场残酷的株连运动在大地上蔓延,“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69],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位行为世范的君子被抓捕,被处死,诏令传到山阳郡,太守翟超罹其难。而死者的妻子被流放到边地,其附从者的家属皆被禁锢。当此阴风席卷之时,武荣的同僚或许多被牵连,无法表达对武荣的悼念,故武荣碑以大面积的空白来暗示此时贤人去位、君子噤声的悲哀局面。

然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党人死亡,其亲属往往流离失所,难以妥善料理其后事。而武荣死后却能归葬故里,并起祠堂,且祠堂雕画精美,可想见其家族此时并未受到太大牵连。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武荣之父武开明生前曾任长乐太仆丞,而长乐宫属官多以宦官为之,如发现窦武之谋的朱瑀是长乐五官史,与他歃血誓盟的也是长乐从官史等人。想必宦官中或许有与武开明相熟者,存活至此时。故值此祸乱之际,或有人念旧日同僚之谊,使武荣得以归葬,武氏亦幸得保全。然而这些隐微之处,无据可凭,只能是我们的猜想了。

死者长已矣,生者还要在这个劫后的世界上苟活着。但这一次党锢,漫长且严厉,熹平五年(176),汉灵帝又下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70],对党人仍旧毫不心慈手软。在此高压下,一些党人不得不隐姓埋名,自弃于荒蛮萧索之地,如袁闳“党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潜身十八年”[71],而范冉则“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临死之时,他如此评价这个污浊的世道:“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72]

另一些人则认识到,无德之君主是国家之害,君既不君,臣可不臣,故试图以暴力行废立之事。如故太傅陈蕃之子陈逸、术士襄楷与冀州刺史王芬密谋,欲趁汉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时,起兵徼劫,诛杀诸常侍、黄门,废掉灵帝,改立河间王。但事未成,王芬逃亡,后自杀。

血液渐渐干涸,理想渐渐褪色,尘世之上,大道似乎隐而不行。道德,仅仅是石壁上的教化。

痛定思痛,士人们意识到机谋权变方是制胜之锦囊。当苍天将死之时,新一波的士人将凭借自己的头脑而非良心,撕毁这个陈旧的王朝。

当然,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