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腔与当代西北作家的美学追求

秦腔作为西北五省最风靡的地方戏曲，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村的象征，是历史的演进中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秦腔》的写作道出了作家深沉的“拔根”之痛，贾平凹说：“我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叫《秦腔》，其中也写到了秦腔，秦腔是地方戏曲，而别的戏曲没有叫腔的。秦腔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秦人之腔。小说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传统文化的衰败也是注定的。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26]“或许，在内心里，贾平凹并不愿意让秦腔成为故土的挽歌和绝唱，但现实如此残酷，生存如此严峻，那股生命的凉气终究还是在《秦腔》的字里行间透了出来。”[27]《废都》的“西京”城市废了，至少还有记忆中的乡土可以让他从精神上返乡，但若连那根之所在的“乡”也废了，作家该如何自处？因此，《秦腔》对乡土文化的未来已经没有了任何理想，不再有任何形式上的理念，只有对形而下的故乡逐渐改变“形状”、不复为其所记忆的巨大忧伤。这是贾平凹在写“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这一宏大题旨之下，对生之养之的“废乡”最怀念感伤的一段心迹。

当代西北作家的悲剧意识和其文化氛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西北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不容小觑，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对作家精神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品中对显现厚重的历史感、对现实主义求真求实的原则、对史诗的雄浑美学的追求可视为用另一种形式再现了周、秦、汉、唐的盛世气象，地域范畴内的黄土高坡、关中平原的或宽阔或崎岖或艰险的地貌，秦文化、回族文化、农耕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安和西域的曾经盛世王朝气象，都从不同的层面影响着西北作家的创作。秦腔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西北作家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西北人是把秦腔当“宗教”的，秦腔作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一个重要文化事象，当地许多关于人生处世的教育都是通过秦腔来完成的。

当代西北作家大都有秦腔情结，无论是1949年后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还是新时期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都难以割断与秦腔这种精神上的联系。秦腔的热耳酸心、慷慨悲凉的美学特点润物无声地渗入其生命之中，西北五省自古就发达的秦腔给了作家们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不知不觉厚化了当代西北作家对历史的追忆和回溯。西北的许多作家也是秦腔迷，当作家开始创作以后，秦腔经典剧作的悲剧意识就如同水乳一样交融在作品之中，与厚重的历史感、西北文化尚实的精神相符合，西北作家总体风格的“土”与“实”，事实上也指出了作家的美学风格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两条文化之流汇合以后，注入当代西北作家的脑海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情。陈忠实是很专业的秦腔票友，贾平凹可以说是秦腔专家（其前妻就是丹凤剧团的），在散文《秦腔》和长篇小说《秦腔》中，他表现出了丰厚的秦腔知识素养。

当代西北的第一代作家，处在红色革命的年代，普遍都有革命经验，他们首先是革命工作者，然后才因革命的需要走上了文学的道路，面对中国命运的重大转折和时代、社会的剧烈变化，加上革命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变革的关注，形成一股追求厚重雄浑的史诗美学的传统。同时，地域文化沉淀多年的郁积和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传统，直面现实的干预生活的勇气，压抑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伤春悲秋的文人的感伤情怀，就会一下子涌入作家的脑海。《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之殇，《废都》中引领时代潮流的颓废，《白鹿原》中的“翻鏊子”的寓意，《最后一个匈奴》《怀念狼》中对汉民族骁勇血性的追寻，无不被打上苍凉的底子，渗透着悲剧的色彩。

秦腔也称乱弹，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千百年来流行于西北陕甘宁等地。秦腔唱腔高亢激昂，充满豪放原始特色，故有“吼秦腔”之称。曾几何时，贾平凹笔下陕甘大地的慷慨高歌不可复闻，取而代之的是抑郁猥琐的呜咽，若断若续，终至灭绝。当代西部文学的繁荣，和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一样，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28]，所不同的是，贾平凹的《秦腔》是他为故乡人事所谱出的悼亡之腔，也是招魂之腔。古希腊产生的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是“用艺术来拯救人生”的，而当代西北作家更多的是遵循着旧有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形成一股追求厚实雄浑悲壮的史诗美学传统。清代以来，秦腔之所以迅猛发展，成为西北和三秦大地最为繁盛的民间艺术，正是因为秦腔源远流长，相传唐玄宗李隆基的梨园乐师李龟年原本是民间艺人，他所做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其后秦腔受到宋词影响，形式日臻完美。明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成梆子戏，影响晋豫川等其他剧种愈深。清乾隆秦腔名角魏长生自蜀进京，一鸣惊人，如今京剧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秦腔。它的本嗓唱腔激烈昂扬，毫无保留地吐露七情六欲，而七百多种剧目演尽忠孝节义，形成庞大的草根知识库。它与酒神精神相同的是追求情感的放纵，追求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

秦腔人人得而歌之演之，并融入日常生活模式中，剧场和生活所形成的紧密互动构成了文化和礼仪的基型。尼采说：“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29]不过，秦腔追求的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深度的悲剧性情绪。秦腔高亢却不高调，它不仅与黄土高原的莽阔背景融为一体，更契合了当代西北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宣泄冲动，秦腔的架势气吞山河，可是调门一转，飞扬的尘土、汹涌的吼叫都还是要落实在穿衣吃饭上。所以秦腔一直深受当代西北作家的青睐。最为主要的是，秦腔完成了当代西北作家前期艺术气质的无意识塑造。秦腔凄厉高亢，缺乏“中”“和”之声，却是道地西北文化、生活节奏的具体表征。在当代西北作家开始创作之后，他们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和追寻，确认了秦腔是陕甘大地代代相传的话语、知识体系，作家们产生一种浓郁的文化眷恋和文化乡愁，秦腔作为黄土高原、关中大地最具有魅力的艺术形式和老百姓最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西北民间文化生活的核心部分，其在当代西北作家的作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秦腔在作家的小说中成为结构作品、推动情节、渲染气氛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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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默涵：《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忆柳青同志》，载《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2]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3]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文汇月刊》1989年第7期，简又文译，见赵园《地之子》，第6—7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贾平凹：《我是农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9页。

[6]汪政：《贾平凹论》，载贾梦玮《河汉观星——十作家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载《路遥文集·一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5页。

[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载《路遥文集·一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9页。

[9]史铁生：《悼路遥》，载《史铁生作品集·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10]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载《路遥文集·一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6页。

[11]陈忠实：《我的文学生涯——陈忠实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12]陈忠实：《四妹子》，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315页。

[13]赵园：《地之子》，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4]贾平凹：《丑石》，载《贾平凹作品》（第18卷），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15]何桑：《历史进程中的秦腔艺术》，载李培直、杨志烈《秦腔探幽》，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16]陈忠实：《惹眼的〈秦之声〉》，载《原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7]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问答》,《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18]清雍正年间，陆箕永在《绵州竹枝词》里写道：“山村社戏赛神幢，铁钹檀槽拓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19][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0][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21]沉香为神话剧《劈山救母》中的人物。

[22]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311页。

[23]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24]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25]贾平凹：《秦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26]贾平凹：《三月问答》,《美文》2005年第3期。

[27]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28][德]弗里德里希威·威廉·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9][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偶像的黄昏》，载《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周国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